五年前，藝術工作者冼澔楊（Frankie）正修讀碩士課程，放暑假期間從台灣回到長洲。他拿著一部單反相機，和一張只有15GB容量的記憶卡，初嘗拍紀錄片，想拍下外婆的故事。拍至一半，記憶體爆滿，他便與外婆約好，在他生日翌日一起吃飯慶祝，順道補拍片段。但外婆在他生日當晚急病離世，只差一點點，他想問外婆的問題，只能永遠卡在心中，影片注定無法完成。
「那時覺得老人家和家鄉一樣，永遠都會在。」捉不住的，不止故人，還有故鄉。到台灣讀書工作九年，去年重回長洲，感覺一切物是人非，自己像是小島的客人多於家人。五年後的他，拍攝過多部紀錄片，他不想再和當年一樣錯過，於是手執攝錄機，在香港一切快將消逝前，留下家鄉的故事。「現在再不拍下來，就沒有人做這件事。」
攝影：鄭子峰
訪問與Frankie相約在長洲碼頭碰面，記者甫跟他說渡輪準備泊岸。他從家步行來到碼頭，前後不到五分鐘。船停剛泊好，他便來到。
迎面而來的他，身穿短褲波鞋，笑容燦爛，一副悠悠閒閒的模樣。「我咁著好正式喇！唔係就著拖鞋！」他笑著說，兩頰酒窩格外顯眼。他指，為表尊重已特意穿上波鞋來訪問，不然作為本地長洲人，他只會「踢拖」，「滴滴嗒嗒」在島上閒逛。他說本地人單憑打扮，一眼便分辨出誰是遊客，若上年紀的人穿長褲、波鞋，則一定是出「香港」飲喜酒。
Frankie帶記者環島一圈。從碼頭到大排檔，從家中到天后廟，從東灣到咖啡店，這一圈由他出生至今，三十年來他走上百回千回，慢慢看出這裏的變化，逐一指出。當年，他在港島讀中學，每天放學便趕船回長洲，與朋友跑到沙灘游泳。那時，他不懂游水也要游出浮台。多年後，熟悉的沙灘飽歷風霜，海沙堆成平緩沙灘被捲走，只剩斜坡。長大後的他亦變得膽小，不再游水。至於島上，這邊住宅改建的渡假屋愈開愈多，左鄰右里總有一間，連帶租金飛升；那邊又一家酒吧開張，鋪位每半年易手一次，上一手是餐廳。他說，長洲人慣以鋪位作為座標，與「香港人」不同，非以街名分辨方向。改變無聲無息來襲，老街坊如他有時亦對小島感到陌生，「連遊客都熟過我。」
從一個島嶼飄到另一個島嶼 歸來人事境遷
會考後，佢對前途感到迷茫，曾唸了副學士半個學期便退學。二十歲那年，他為興趣毅然決定赴台讀藝術。這一留便留了十年。在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攻讀碩士期間，他對紀錄片產生興趣，停學兩年，加入製作公司工作。
製作公司替國家地理頻道、央視、騰訊等大平台拍攝紀錄片，五年間，他上山下海，曾捕捉打獵、捉魚、火場救火等無數日常生活外的鏡頭。高強度的工作，高要求的上司，Frankie雖得到極佳鍛鍊，但一個人長年在外，他卻漸漸患上抑鬱症。當伴侶不在身邊，他會獨個兒躲在家，靜對四幅牆；當外出時，走到馬路邊看到車輛開出，他又會想走出去。他說，絕無尋死的念頭，「病來的，不是主動尋死這回事，可能看不到希望，可能第不到明天，或者鑽了牛角尖。」於是，他只好放下工作，暫別在外的日子，回到長洲休養。
回來後，為了治病，他不再困在家。他遂拿起攝影機，在長洲四處拍攝，並沒有指定主題。他最初打算從身邊最熟悉地方取材，卻發現自己脫節了。（延伸閱讀：為什麼香港人要移民台灣？「這幾點」讓每個香港人都有個台灣夢）
「剛開始時不覺有很大變化，現在回想就能感受到。」自2005年政府為推廣本地旅遊業，大力宣傳長洲「大平清醮」後，長洲不再是寧靜小島，每逢周末小島更是人頭湧湧，昔日的小店變成賣芒果糯米池、大魚蛋的遊客生意，商店暢旺，但苦了居民生活，渡輪班次、房屋租金均受影響。多年來Frankie身處其中不察覺，但多年後從台灣回來，他發現對長洲不再熟悉。「和家脫節了，不知道家中發生什麼事，那麼到底我還是不是這裏的人呢？」
Frankie的爺爺是漁民，那裏有魚就去那裏，四海為家，長洲只是他們的補給點。但來到他這一代，上了岸，家人朋友都在長洲，這裏又是否吾鄉？他說，在台灣時對長洲有思鄉病，回來長洲後卻又思念台灣，到現在他兩邊不是人。「死喇，我到底是哪裏人？」
成長時期的安樂窩 既熟悉又陌生
脫節的除了長洲，還有成長時期的安樂窩——日泰小食。
十八歲前，他愛和朋友在另一家士多喝酒相聚，有一晚他們帶來一支烈酒，打算再買士多的汽水一併喝，卻被士多老闆沒收。那時日泰小食剛開業，朋友間有人是日泰小食老闆女兒的同事，於是接近凌晨，打了一通電話後，他們便轉到日泰喝酒。十多年間，Frankie在這裏認識了日泰的老闆阿丈和他的家人，一班朋友每周末在這裏喝酒、打牌、賭錢、抽箊、打邊爐，老闆不在時，便充當職員，開鋪、收錢、燒魷魚。外人看起來，這些生活似乎糜爛，但在粗口橫飛的相處中，他感到自在和信任，收獲了友情和關愛。「像一家人般，但沒有血緣關係的。」（延伸閱讀：「墾丁之旅」改變人生，港男移民台灣：「在港賺錢買不到快樂」）
從台灣回來，他不再是那個年少輕狂的少年，老闆阿丈也快將七十，一頭黑髮變得銀白，同輩朋友有人結婚，有人生小孩子，只有他一人自由身，沒有固定工作、成家立室。以往每周末「劈酒」，他們可以連續喝兩天，喝至周一凌晨，用車仔送喝醉的人回家，睡三四小時再起床上班。現在他們相聚，一到晚上十二時，就有人喊離開，只有他挽留大家不要走。他以為事情都不會變，但原來不變的只有他的回憶。「身邊的人都長大了，進入人生另一階段，而我一直活在二十歲，對我來說，長洲都停留在二十歲。會自欺欺人，和以前一樣的呀，感覺可能是，但事實呈現不是這樣。」
小店、小島、小城 紀錄片探問身份認同
他在長洲和日泰小食拍下一堆素材，卻始終無法整理想說的故事，他打算放棄。「我剪不下去，我看不到有何特點。」直至去年，他帶台灣朋友來長洲遊玩，在日泰小食暢飲。朋友告訴他，覺得日泰很特別，希望他能繼續拍下去。
重整思緒，他決定從日泰小食的人事物，說長洲的歷史和變遷；又會從香港巨大變化，看小店和小島如何受洗禮，包括近月的反修例示威。他說，小店、小島、香港，所有事情都是環環相扣的。「年輕人都出外（參與示威），不會入來長洲玩，就會可能結業。日泰好像夢一樣的空間，開始受外來因素衝擊，其實就要想社會有著怎樣的變化。」同時，他想透過鏡頭，訴說對這個地方既熟悉又陌生的矛盾，詰問身分認同為何物。「自己的經歷，很迷失、很疑惑。我覺得很多人都會有這個未知狀態，那就拍出來一起討論。」
紀錄片最終取名為《日泰小食》，片花版本贏得台灣新北市2019年紀錄片優選，在得到製作費資助下，Frankie打算再拍攝兩年，十月將在台灣放映三十分鐘版本。同時間，他在台灣及香港也進行另外幾部紀錄片的拍攝，內容中心思想一樣圍繞歸屬感。那麼未來會是留在香港，還是長足台灣發展？他說不知道，「之後再算喇。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