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許因為一直以文字維生吧，好幾次在商務場合，常被這樣介紹：「她超文青的喔。」不過，大眾對於「文藝青年」的想像是什麼呢？我最早對文青有個具體想像，是從著迷邱妙津開始。《鱷魚手記》、《蒙馬特遺書》翻讀多次，腦中烙下「溫州街」、「汀州街」、「台大」這些關鍵字詞。
台大公館一帶，於我有許多音樂與書的記憶。打從高中時代，我便養成南北奔波趕赴 Live House 聽獨立樂團習慣。還沒有高鐵，只能仰賴客運平均一個月去一趟台北。
每次總是匆匆的，一路直達河岸留言、The Wall、女巫的店。酒精、音樂、香菸，都是基本標配（後來室內禁菸，你會看到很多全套緊身皮褲人大步跨到地面補充尼古丁）。
Live House 無非粗糙直率，也不管你是否賓至如歸。你來，就著啤酒把自己丟進搖滾樂。酒醒了、白燈大亮，半夜三點搖搖晃晃去吃麻辣鍋，確認已回人間。
當然是沒能考上台大。某次在台北人學長帶領下，第一次朝聖了唐山書店。站在狹小入口，窄仄往下的樓梯兩旁貼滿各色明信片、海報，種種思想與意識無聲交織吶喊，預感靈動：此處不只是賣書之所，而是另一處更幽遠的抵達。
附近書店都去過一輪，順道去結構群訂課堂用書（很難想像那一片薄薄店面，堆滿這麼多其他通路買不到的書）。我還自己加碼繞去胡思，在溫馨明亮的二樓讀完一本書。讀什麼已經忘了，卻難忘那一幕窗景：以台大為中心幅射出去方圓幾里，書店、Live House 全備齊了。（還有巫雲，當代人文字層層疊疊見聞加持，成為我心中文青務必去一趟喝酒吃飯的餐廳）
那時精神真的是餓，近似飢荒，可以花一整夜聽同一首歌，看電影直到破曉。然而一個人能不能活得像邱妙津，或者我那年代想像的文青那樣的純粹，原來很講究天時地利人和。
離開校園，我的確搬到台北了，時常去公館，但除了逛逛市集、買些吃食再無其他。像是刻意遺忘年少的嚮往，挺起腰桿嘗試去過另一種更為實際的人生。
偶然一次朋友約吃巫雲，閒聊些書和音樂，才赧然想起，對耶小時候不是超想來的嗎？可惜現在是口袋是不那麼單薄，卻忌憚隔天上班，連酒都不敢喝。
某個熱天午後，我去公館附近的公司面試。談妥薪資後沿著屋簷下漫無目的走，直達唐山書店門口。入口階梯兩側仍然新新舊舊海報交錯，地下室特有的潮濕混雜著書頁，發酵成陳年氣味。那天我待了很久，翻看每一本順眼或奇異的書，像重回故里的異鄉人，一時不知從何懷念起。
抱著整袋新書回家路上，公車經過汀州路和羅斯福路交叉口，未入夜的 The Wall，地下室入口冷冷清清。那些書店和 Live House 多半隱身地下，一階一階往深處探，每一步都踩著興奮與期待。也許地面下更容得下躁動靈魂對生命的困惑與質問，追索與失落。
即使後來，多數人，包括我，選擇在日常跟前靜音了吶喊與不平。唯有路經那些地下室，才不小心訕訕想起，哦，以前我居然可以為了音樂或電影徹夜不睡。
這是個連演唱會都能轉為線上、網路書店大行其道的年代，昔日的稜角青年磨成圓融中年。一個城市的進步必然伴隨著滄桑，如同我們熟悉的曾是當代最酷的生活已成「老派」，偶爾再去觸碰，亦是回味比驚喜多。原來一座城市向前邁了多寬步伐，是由人的生命去丈量的。
本文刊載於〈城市學〉專欄，出處：《文化快遞》9 月號 no.256 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