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的一生這麼長，有些地方是從此別過再也不見，有些土地卻是幾經流轉又踏上了，有了第二次認識它的機會。城中便是如此。今年第一次自己選擇辦公處，再三比較，最後落腳重慶南路一段與衡陽路交叉口的共享空間。說來很巧，約五、六年前一份舊職，就在距離不到 100 公尺的大樓裡。闊別數年，街景依舊，人的際遇倒是又添風霜。
現在工作的處所，以前是大名鼎鼎的金石堂城中店。金石堂 1984 年租下此處，成為全台第一間分店，開啟往後連鎖經營的模式。任舊職時，有時下了班就到金石堂看書買書，還曾到三樓的空間參加新書講座。那時當然沒想到，自己參與的，是這座書店生涯的尾聲。
對金石堂的回憶還沒淡，這棟建築已然改頭換面，成為外商營運的共享空間，匯聚許多不同國籍的新創團隊或自由工作者，耳邊縈繞英語、韓語、日語皆有之。幸而營運方保留了建築裡外原貌，工作累了一抬頭，仍是原汁原味的木造樑柱。
工作日我搭車到西門站，沿著衡陽路信步過來。只要不埋首手機，留心兩旁不同凡響的日式古建築，便略知此處不同凡響。共享空間廁所貼著字條說明這是一棟百年建築，提醒大家不要將垃圾丟進馬桶。勾起我的好奇心，查了許多資料，原來衡陽路是日本時代的「榮町」，是當年台北城最繁華的街道之一，還有「台北銀座」的美稱。
這棟建築其實是將衡陽路 17 號與重慶南路一段 119 號兩棟相鄰建築打通而成。在日本時代，前者是位於榮町的「西尾商店」，後者則是位於本町的「福田商會」。西尾商店是當時台灣最大的攝影器材專賣店，帶起攝影風氣。恍然大悟，原來這是城中攝影器材店林立之濫觴。
如果有機會經過，很衷心建議好好環視衡陽路與重慶南路的十字路口。不僅金石堂城中店是罕見的「唐破風」建築，其他三街角也是仿巴洛克的歷史建築，各有來頭。我偶爾光顧的星巴克重慶門市，前身竟是 1899 年日本商人經營的「辻利茶舖」，騎樓白色拱門設計與對街遙相呼應。
最令我訝異的，則是衡陽路 18 號「東方大樓」。現此時一樓是日本藥妝店，臨時買些什物相當方便，但若從對街角略微抬頭，建築窗上還有著大名鼎鼎「東方出版社」字樣。一時之間，全套黃色書皮、略寫實又帶漫畫感彩色封面的《亞森羅蘋》從記憶深處湧現。
東方大樓與書的淵源可回溯至日治時期，日人在此創立「新高堂書店」兼營出版業務，也是當時全台最大的書店。戰後日人返台，才由台人接手進駐成立了東方出版社。如今出版社已搬遷，當年啃讀《亞森羅蘋》的我，二十餘年後迂迴曲折地來到出版原址，「緣分」二字聽來俗氣，卻也找不到更恰當的點評。
僅是一個十字路口，便有說不完的故事。遑論信步來回公車站牌的路程間，還有多少驚喜與發現。為什麼過去在此處任舊職時，從來沒有留心過這些街屋建築呢？也許是人也得多些皺紋，才有耐心細數街區的年輪吧。
本文刊載於〈城市學〉專欄，出處：《文化快遞》10 月號 no.257 期
